同居行为造成八级伤残，男方应否担责?

    赵某1984年6月生，与田某1984年4月生，双方于2007年底经人介绍相恋，不久同居生活，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法定要件，未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，一天田某腹痛到医院检查发现是宫外孕，不得不在医院行右侧输卵管切除术。医院疾病诊断证明：造影见右侧输卵管缺如，左侧输卵管不通畅。诊断：继发性不孕。经司法鉴定：伤残等级评定为八级，事后，赵某承担了田某所有的手术费和医疗费，还另付给田某疏通另一侧输卵管医药费3500元，于2009年3月双方分手。

2009年4月2日田某以人身损害为由诉至法院，要求赵某承担医疗费20000元、伤残补助金23425元、鉴定费用420元，合计：43845元的70%计30691.5元，精神抚慰金5000元，共计：35691.5元；法院判决由被告承担14061元，双方当事人都服判息诉。

   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，是这一损害后果与原、被告双方同居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，是否应由被告对原告人身受到的伤害后果承担责任。

法院受理后有几种处理意见：

   一、认为本案不应受理，受理后也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理由是：1、原、被告同居生活时双方均符合结婚法定要件，不去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，这是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对结婚形式要件的规定。当你选择同居而非登记结婚时，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受法律保护。2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》中没有“同居关系损害赔偿纠纷”案由，只有同居关系析产、子女抚养纠纷案由。3、原告的人身损害不是被告故意或过失造成的，是原告个体特质造成的，故被告不应赔偿原告。

   二、本案不符合一般侵权构成要件，只有同时具备这些因素，侵权行为才能成立。理由是：因同居而引起宫外孕，导致右侧输卵管切除，是原告自身身体特质所致，与被告无关；从法律上讲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，要符合四个要件：1、有加害行为，2、有损害事实的存在，3、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，4、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。从被告的主观上讲，没有故意、没有过失；原、被告同居虽然造成宫外孕，但宫外孕与同居无因果关系；被告不应对原告承担人身伤害的法律责任。

   三、本案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民法中的公平责任问题，理由如下：

   1、被告的该辩解意见是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，本案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民法中的公平责任问题。公平责任原则，是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，在损害事实己经发生的情况下，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，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，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。公平责任原则的目的，并非惩罚，而是对意外造成的不幸进行分配。公平原则与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、特殊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共同规定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一节，是侵权责任的三种基本归责原则。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，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。

   2、原、被告同居行为，虽然在法律上不具有合法性，法律也没有规定同居期间因身体受到伤害可要求对方赔偿，但本案原告身体受到损害与双方同居行为毕竞存在因果关系，而对此产生的损害后果由受害者单方承担，明显有失公平；我国《民法通则》 关于民事主体的规定、关于民事权利和义务的规定、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，都贯彻了公平的原则，不允许民事法律关系的任何一方享有特权，不承认任何组织或个人的特殊地位。原、被告双方既享受权利，也承担义务，如果一方只享受权利，不承担义务，就是不公平。故本案适用公平原则来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合适的。

   3、原、被告都是成年人，应当认识到男女同居可能受孕这一行为的后果，又未采取避孕措施，这表明双方同居可能受孕这一行为属于自冒风险的行为，原、被告应共同公平承担损害后果，这是我国《民法通则》中的公平责任原则应规范的内容。

   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，理由如下：1、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的基本原则是具有法律漏洞补充功能的，由于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，而且日益变化，立法部门不可能通过制定一部法律就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最佳方法是规定一些较为原则的措施，有待于在司法实践中继续探索，在成熟时加以规范，由此产生的原则性法律条款，就具备了补充法的性质。本案原、被告同居行为，虽然在法律上不具有合法性，法律也没有规定同居期间因身体受到伤害可要求对方赔偿，但本案原告身体受到损害与双方同居行为毕竞存在因果关系，而对此产生的损害后果由受害者单方承担，明显有失公平；2、法官在个案中于价值判断时，应依据客观标准，须依据社会上公认的伦理、价值、规范及公平正义观念；3、法官在个案中于价值判断时，除应负充分说理的义务外，还应注意社会一般观念及伦理标准的变迁，不能拘泥于过时的陈旧观念和道德标准，以使法律能够与时俱进，实现其规范功能，本案原、被告同居后，引起宫外孕，导致原告右侧输卵管切除，应与原告自身身体特质有关，按一般情理分析与被告无关，但本案被告还能守住道德底线，在原告诉前就自愿补偿其部分损失费，只是原告后来认为自己终身可能不孕，认为补偿少了，才起诉到法院寻求司法救助，而本案通过审理，只因为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，就驳回原告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，这意外造成的不幸由女方一人承担，公平何在？公理何在？显然这不是我国现代社会道德、伦理所倡导的，更不是我国法律所要规范的。但法官在适用民法基本原则时应注意它的界限，首先是有法律具体规定时，不得援引民法基本原则，其次是有法律解释方法或漏洞补充方法适用时，不得援引民法基本原则。故笔者认为本案适用公平原则来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，是对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的基本原则中具有法律漏洞补充功能的正确使用。